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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破产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05月20日

私营企业破产审理中的现实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费县人民法院·高振孝

[摘要] 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企业破产审判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当前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时遭遇重重困难,这其中既有私营企业自身在设立、运作上存在瑕疵、运营不规范,无法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无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原因,也存在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问题;此外,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破产审理中的配合度下降,破产审计制度不完善都影响了破产审理进程的推进。解决当前这些问题务必坚持破产管理人中心主义,从破产管理人制度完善、破产重整和解机制作用的发挥、无产可破案件的化解等方面着手,开创破产审判新局面。

[关键词] 私营企业   瑕疵出资   破产审计   破产管理人   破产和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私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平等主体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一些私营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财务困境,以至于企业倒闭成为正常的经济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外部世界金融危机的巨浪的冲击和内部体制性滞后因素的制约,近年来许多企业已经显示出了明显的发展颓势。在当前,随着2006年我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颁布实施和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实施办法的出台,我国企业破产制度已经初步建立,正常情况下,达到破产界限的企业如要退出市场,申请破产应当是其所选择的唯一合法途径。

但实际上,当私营企业经营不善,陷入破产状态时,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不愿意申请破产,大多数企业主置企业而不顾,或携款而逃,或避而不见,大多数债权人也是选择起诉而不是申请破产,私营企业不能正常进入破产清算、和解与重整程序;破产案件的受理数量也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有所上升,反而是在逐年下降。相反,大部分应破产而未破产的企业通过因连续两年不进行工商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等非正常方式退出市场。据费县工商局的资料反映,在2006年至2012年间,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私营企业计582户,其中仅2011年为153户,2012年为172户,但未有一家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这种现象表明破产法的顺利实施还存在多方的困难与阻力,破产制度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普遍建立起来,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市场经济秩序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i]采用概括主义立法模式规定的企业破产原因的双重性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为何会出现如此法律窘境,以及如何克服当前私营企业破产审理困境,笔者试图做出解析。

一、从私营企业自身角度解析私营企业破产审理困境之原因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私营企业的组织形式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三种。《企业破产法》明文规定具有破产能力的是企业法人,也即只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才能成为破产主体,而不适用于非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及自然人。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明文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故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也能申请合伙企业破产。但问题是私营企业系私人投资,大多存在设立或经营运作上的瑕疵,如虚设股东、出资不足或抽逃资本、财务制度不规范、股东财产与企业财产混同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有限责任公司顺利进入破产程序,影响了企业破产制度作用的发挥。

(一)公司股东瑕疵出资

所谓股东瑕疵出资,指股东出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规则,用以出资的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本身存在瑕疵,或者其他出资行为存在瑕疵。包括出资评估不实即公司股东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出资时其评估价格高于出资财产的实际价格的情形;以及虚假出资即公司的发起人或者股东在出资过程中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表面上出资而实际上未出资的情形。股东瑕疵出资的表现实际上是其出资财产不存在或者未投入,或者价值与其出资数额明显不符等。

尽管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四条对可以作为出资的财产及财产权利作出规定:股东可以以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在我国公司出资设立现实中,超出《公司法》列举范围的现象比比皆是,劳务出资债权出资债权、地役权、承包租赁权转为股权等在公司设立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中层出不穷。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瑕疵,使得公司在设立之初就存在种种问题,无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正常运行。因此,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往往容易逾越法律的边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受到规则的制裁。由于在设立之初就存在缺陷,私营企业的先天不足导致其后来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常常处于被动状态;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由于在企业经营方面的知识与能力的不足也使得私营企业运作机制并不先进,加之私营企业资本规模一般较小,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潜力;所以一旦私营企业经营不善,往往陷入破产状态而一蹶不振。

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后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及时对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债务人的主体资格和破产原因进行审查,彻查公司股东出资状况,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应当要求出资人缴纳其认缴的出资;《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ii]。但在司法实践中,这往往成为阻碍企业破产推荐的重要因素,原出资人瑕疵出资,公司破产审理过程中仍旧不认缴出资,公司破产进程难以推进。但是,对于在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出资人的出资额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的情形,是否应受理其或对其的破产申请,存在较大争议,各法院在遇到此类问题时的做法也有所不同,有的法院认为在此情形下应驳回破产申请;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要在申请破产前开办单位补足注册资金的,一般应认定该企业具备法人资格,可以作破产申请人。这些问题都成为当前破产审判实务开展出现困难的原因。

(二)公司股东抽逃出资

虽然对于抽逃出资学者们有不同的定义,有的认为,抽逃出资是指公司股东或发起人在公司验资成立后,通过各种非法途径,经已注册的出资又暗中抽回或抽走的行为,是一种带有欺诈特点的隐蔽性违法行为[iii]也有学者认为,抽逃出资是指公司设立时公司或发起人依法已缴纳出资,当公司成立后,公司或发起人又将出资抽回的行为[iv]但是,这些定义都同时指向一种行为,即出资人对于公司已注册资本的抽回行为。

对于公司而言,公司的财产代表着公司的信用,作为资本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经营活动,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动力,因此,应该强调公司的资本就是公司的灵魂。[v]从公司的角度出发,现代公司保持充足的资本,是公司股东利用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进行投资活动,同时享受有限责任保护的必要条件。公司股东抽逃出资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偿债能力,造成公司法人资格成为一个空壳,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公司一旦经营不善,就容易濒临破产状态。濒临破产状态的空壳公司在经债权人或自身申请破产后,人民法院对公司资本状况进行清查时,抽逃出资的出资人需要对公司、其他已经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债权人尽完全出资义务,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在公司破产审判法律实务中,破产审理进程往往因为抽逃出资人迟迟不履行义务而停滞。

(三)私营企业因非法集资而导致民刑存在交叉

根据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vi]。当前,在极其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中,部分中小企业在设立时就面临着严重的筹资困难,由于金融市场中的国家调控力度较大,中小私营企业发起人缺少强大的筹资能力,他们往往难以从金融机构借贷到足够的用以发起、设立和运营的资金,而民间资本流通对诚信道德体系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非法集资在中小企业的发起、设立、运营过程中屡见不鲜。法人主体资格的独立性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承担方式也是中小企业发起人置法律规定于不顾而冒险采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募集足够的资金以获取企业法人独立资格。

采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获取企业设立资本而成立的中下企业,企业注册资本和运营资金存在很强的不稳定性,企业资本问题一旦暴露就难以继续生存。目前存在这种状况的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例逐年增多,由于此类案件社会敏感性极大,其破产清算申请应否受理,是当前困扰人民法院破产立案审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案件,均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公司正常金融借款较少,向自然人借款集资占绝对多数;二是借款利率远远高于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个别情况甚至出现借款人归还的利息已超过本金,而出借人仍继续主张借据上记载的本金;三是案件发生后,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逃逸或被其他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无法向法院提交完整的财务账目;四是大多数涉案企业资产已被法定代表人私自挪用或占有,并非企业正常经营亏损所致,公司已无有效资产或仅存极少量资产,完全清偿债务已不可能。在此类案件中,由于破产审理与公司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存在相互交叉的现象,依据我国民事诉讼的规定,当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vii]。破产审理进程往往因民行交叉等因素的存在而搁置。

二、从私营企业外部角度解析私营企业破产审理困境之原因

(一)人民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困境致使法院不愿受理破产案件

正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两会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企业破产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企业破产制度的建立。但是,《企业破产法》颁布实施以来,并产生到预想的效果,很多企业仍旧通过非正常渠道退出市场。私营企业破产难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民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艰难处境使其产生畏难心理,而不愿受理破产案件。

一方面,法院面对的维稳压力日益增大。稳定职工情绪,确保社会稳定,是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够完善,破产清算面临和承受的社会稳定压力非常之大。一旦进入企业破产程序,职工安置及相关费用的缴纳事关破产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纠纷,影响社会稳定,仅靠法院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因此,对于虽然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申请破产,但如果没有政府承诺的安置措施与维稳预案,法院一般不会受理。另一方面,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对破产案件的受理形成制约。随着近年来商事诉讼案件的激增,法院人案矛盾日益突出,而企业破产案件涉及了太多需要法官亲力亲为的法律事务和协调事务,很多法院痛感无法腾出更多人手去专门从事破产案件的审判工作。目前全省大部分法院的破产案件均由商事审判庭负责审理,缺乏专门的破产审判庭和专业的法官队伍,个别法院甚至无法组成完整的合议庭。

(二)人民法院内部涉及破产案件审理的相关制度不健全、不合理

人民法院内部涉及破产案件审理的相关制度不健全、不合理,也是破产案件受理难的重要原因。

其一,目前大多数人民法院将破产案件放在商事审判庭审理,由各个法官轮流审理,没有设置破产审判庭或专业的合议庭、审判组,没有组织形成专业化的审理队伍,不仅审判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知识不足,而且由于破产案件在其审理的案件中仅占很少数量,一般也缺乏积极审理案件、提高业务水平的动力,加之破产案件的法律难题较多,社会问题繁多复杂,法官对受理破产案件往往存在畏难情绪。

其二,人民法院对于破产案件的审判缺乏科学的审判工作业绩评定和考核机制。与一般民商事案件审理相比,破产案件具有操作复杂、实体处理繁琐、庭外工作较多、审理时间较长、出具法律文书较多等特点。目前,对该类审判工作及审判人员的业绩评定和考核机制不科学,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也是制约审判人员积极性、影响审判效率、制约审判职能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三)地方政府对破产案件的关注程度与配合力度降低

破产案件是应由人民法院审理,但人民法院只审理涉及债务清偿的问题,一个企业的破产往往在债务清偿之外还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通常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人民法院也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资源。在原有破产法架构下的清算组模式里,是由人民法院协同人民政府,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中指定清算组成员,这些成员按照他们所在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去解决破产程序中遇到的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其职责所在,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破产程序法律层面问题的解决。《企业破产法》在破产管理人架构之外,并没有确定解决社会层面问题的机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由于没有参与破产程序的法定形式,所以也就淡化了对处理破产程序中面临的社会层面的问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普通私营企业破产,地方政府由于没有介入破产案件的形式,法院往往处于孤立的地位。

一些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破产案件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履行法定职责予以解决,采取消极不配合的态度。由于我国立法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破产企业职工的失业救济安置等社会问题的解决存在一定困难,并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由于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花费时间、精力,甚至地方政府财政的资金,影响其既得利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采取消极不配合、甚至抵制的态度,在案件受理后将社会矛盾全部推给人民法院,不愿承担其解决破产社会问题的本职工作,这也加剧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畏难情绪。

(四)认定债务人丧失债务清偿能力的破产审计制度不完善

人民法院收到企业破产申请时,应当审查债务人的破产主体资格,只有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人破产原因的,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资不抵债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停止支付两种,才能受理破产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了债务人申请破产时应当向法院提交审查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破产审计报告可以集中反映企业债权、债务、资本金、对外投资、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等财产状况,是法官据以确定债务人是否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关键依据,但从实践情况来看,很多审计报告中载明本审计依据委托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对材料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有的甚至提出本审计报告所依据的原始会计资料不具有足以让人确信的真实性,这些保留性结论大大降低了破产审计报告的可信赖度,另外,有的破产审计报告中大量引用会计术语,对破产企业的资产、亏损、负债等情形以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专业术语来表达,对破产企业是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否存在转移、隐匿财产行为等情况不作出明确结论,因此,不完善的破产审计制度是企业破产难以进入司法程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破产审判实践中难题解决的路径探索

我国破产法中的破产,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有实体和程序双重含义。前者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所处的财务状态;后者是指债务人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使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公平得到清偿,人民法院通过破产清算将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向全体债权人进行分配的司法程序。破产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退出市场的一种有效的机制,它不仅有利于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面对当前破产审判工作的种种困境,笔者试图从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充分利用破产重整和解制度、化解无产可破案件等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破产管理人中心主义,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

200761我国正式实施《企业破产法》与198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相比,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巨大突破,其中之一就是确立了破产管理人制度。在我国,破产管理人是指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依法负责破产财产的管理、处分、清算事务,以及破产方案的拟定和执行的专门机构。[viii]

从立法上看,《企业破产法》从总体上确立了破产管理人中心主义,而我国破产立法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要否坚持管理人中心主义的问题,而是在管理人中心主义的架构下,如何协调管理人、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权利分配问题。[ix]为解决上述问题,配合《企业破产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412日通过了两个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和《关于审理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对破产管理人在选任方式、工作职责、确定报酬、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也为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和适用破产管理人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范围及其广泛,并不仅限于这两个方面,因此在立法方面尚存在许多空白和缺陷。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我国大部分法院对于破产管理人制度的使用和实施尚处在探索阶段;在适用破产管理人制度审理破产案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复杂的利益和需求上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尽快予以研究并出台具体、科学的法律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破产管理人作用发挥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破产程序的法律功能能否充分实现。为充分发挥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职能作用,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x]

1、完善管理人指定机制。破产管理人指定机制的完善应当从明确破产案件审判部门与司法技术辅助部门的职责着手,确定适格的破产管理人。破产案件审判部门应当肩负起审查职责,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适用管理人的类型和管理人的产生方式。对于重大疑难案件,不宜以随机方式产生管理人;审判部门决定以随机方式或者竞争方式产生管理人或者清算组管理人成员的,其具体操作程序应交由司法技术辅助部门主持进行。

2、健全对管理人队伍的管理、培训和激励机制。企业破产法确立的中介机构管理人模式尊重了市场化规律,考虑了破产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特点,从长远看应当成为选择破产管理人的主要模式。鉴于管理人队伍还处在培育阶段,为建立一支成熟的管理人队伍,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有效的管理人管理机制,设立严格的管理人资格准入、考评和淘汰体系,逐渐实现对管理人名册的动态管理。人民法院可以在充分听取债权人、相关主管部门等意见的基础上建立管理人评价档案,作为管理人水平的评价依据;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探索对管理人的分级分类管理,依据管理人的业绩划分管理人资质等级,按照破产案件实际情况在不同资质等级的管理人中选择管理人。

3、进一步厘清人民法院与管理人的关系及职责,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人民法院要不断丰富和改进对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手段,充分发挥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人民法院从程序的督导推动者变为破产事务的具体操作者。

(二)要恰当运用企业重整或和解制度,妥善化解企业矛盾纠纷

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我国经济也处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但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近美欧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难以预测,受国际国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经济增长引发的新矛盾相互交织,甚至相互叠加,经济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日益繁重。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社会领域的诸多矛盾都会在企业的层面得以反映,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虽发展空间愈益缩小、经营愈加困难,但其与地方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密切相关,最近浙江等地区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停工、倒闭,部分企业主为逃避债务而下落不明,债权人提起的企业破产案件明显增加,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为此,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也要认真贯彻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对当事人有和解可能或和解意愿的,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和解,通过互谅互让切实减轻各方负担;对双方没有和解可能但有挽救希望的债务人企业,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适用重整程序,尽快实现企业再生;对没有挽救希望,必须通过破产清算退出市场的企业,人民法院要制定综合预案,统筹协调、稳步推进,切实将企业退市引发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对破产企业职工提出的合法要求,人民法院要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妥善解决,充分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对部分职工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动员各方力量做好工作,保障破产程序依法有序进行。

(三)综合利用各种方式,化解无产可破案件

破产程序具有纠正债务人欺诈行为、检索债务人财产、保障债权人清偿利益的重要功能。为避免债务人借破产逃废债务,人民法院对于表面上无产可破的案件不宜简单地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更不能以无产可破为由不予受理破产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植物人公司,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终止其法人资格,彻底清理法人市场。

司法解释指出,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债务人能否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相关材料,并不影响对债权人申请的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宋晓明说,对于一般债务人而言,其破产申请权人为债务人、债权人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他们的破产申请权,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当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形下,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时,债权人当然有权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以此情况下债权人无申请权为由,不受理债权人提出的破产申请。

一方面,人民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及时指定管理人并督促管理人运用法律手段发现债务人财产、纠正债务人欺诈行为和偏颇性清偿行为,通过破产撤销权的行使和无效行为的认定,追收债务人财产,尽可能实现债权人利益保护最大化。另一方面,对于债务人的出资人等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债务人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而无法清算或者无法依法全面清算的,人民法院应当在穷尽所有手段,就所发现和追收财产进行清偿后,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依法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债务人破产程序,并告知相关权利人可依据相关规定另行向债务人的出资人等主张权利。

(四)建立破产企业高管民事责任制度,追究破产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

对企业高管人员课以法律义务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为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法律规定企业高管人员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是一种社会利益的平衡和社会成本的节约。违反忠实义务或违反勤勉义务而致使企业破产的行为,是企业高管人员对企业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最大侵害,当然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企业破产法》上的债务人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个人民事责任,这种个人民事责任是债务人高管人员在企业破产之前的个人侵权行为的结果。《企业破产法》设立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增加债务人财产,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符合社会正义的理念。 在我国,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又具有中国国情的考量,防止和遏止恶意滥用破产程序。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企业破产法》中规定债务人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对于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防止破产企业资产流失意义深远。同时,作为与《公司法》有密切关系的法,《企业破产法》的具有抑制性影响的破产法规则对于促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将产生一定影响。

如上所述,立法者在期望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和促进公司法人妥善治理的愿望下,在《企业破产法》中设计了破产企业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制度。然而,在破产企业民事责任的追究机制上,《企业破产法》未能安排出清晰的框架。《企业破产法》第125和第128所确立的民事责任制度将无法得以实施,而仅仅停留于一种宣誓性的层面,这当然会折扣该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目标的实现。

在破产欺诈行为中,通过隐匿、转移财产等欺骗手段,逃避债务,从而危及债泉人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是比较突出和危害严重的一种。有鉴于此,2006年,在《企业破产法》制定颁布之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既已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中对虚假破产罪做出了规定。有关立法文件显示,虚假破产罪是针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采用隐匿、转移财产等欺骗手段,搞假破产、真逃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而在刑法中予以增加规定的罪名。该罪名是我国刑法中唯一直接针对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滥用,对公司、企业破产时出现的犯罪行为作出的法律规定。

为达到这一立法目标,刑法对虚假破产罪的法律条文作出如下规定: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下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在这一条文的立法语言中,实施虚假破产这一短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对虚假破产罪的定罪中,对实施虚假破产的认定,是对该罪犯罪客观方面进行认定的重要内容。而从法条文义分析上看,实施虚假破产既是非法财产处置行为的结果,又是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受损的原因,在文义上承前启后,是整个法条的中心。

遗憾的是,实施虚假破产这一短语,尽管在其法律表述上高度概括,但未对其使用的主要概念,如实施虚假破产等作出解释说明。而对这些语词概念的不同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加之现实中虚假破产行为和破产程序的复杂性,将使实施虚假破产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在实践中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形。鉴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如果学术、立法或司法不对这一法律表述作出准确的、可操作的界定的话,由这种法条文字表述的概括性所导致的模糊性甚至有可能使刑法追究虚假破产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立法目标完全落空。

四、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和转型期,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在企业破产审判中人民法院承载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处理好审判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事关我国法治社会的推进和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无比认真反思当前破产审判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对症下药,破解难题,开创破产案件审判的新局面。



[i]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第七条规定: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ii] 《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iii] 刘俊海:《论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载于《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

[iv] 张新文:《公司法实务与案例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v] 江平:《现代企业的核心是资本企业》,载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vi]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vii]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民事案件审理应当中止。”

[viii] 康晓磊:《对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思考》,载于《法学论坛》2007年第11期。

[ix] 破产管理人中心主义,是指破产程序的事务性工作通过破产管理人来进行;管理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依法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接管、清理、保管、运营以及必要的处分,以更好地保护债人利益。参见邹海林:《信企业破产法与管理人中心主义》,载于《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x] 参阅奚晓明在2009年6月20日第二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上的讲话:《正确审理破产企业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参阅奚晓明主编:《商事审判指导》201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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