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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与调和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05月20日

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与调和

费县人民法院  赵蕾蕾

论文提要现代社会,司法制度与媒体是体现国家民主文明程度的窗口,是构建社会正义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审判公开原则的落实以及司法腐败的蔓延,媒体监督力量逐步增强,其被称为“第四种权利”,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却常常引发舆论热议。近年来,从“孙志刚案”到“天价过路费案”等,新闻舆论对司法监督的力量一再得以彰显。媒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但是不可否认,媒体过分、无限制的报道对司法独立与权威都造成了侵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的追求目标与共同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二者之间的视角、评价标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冲突。但是不能因二者之间存在冲突就极端的逃避媒体监督,因为媒体监督介入司法活动在制度设计上、公众利益上都确有必要性。本文,笔者从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概念入手,分析媒体监督介入司法活动的必要性,司法的活动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后,又论述了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对立统一的关系,找出二者之间冲突的表现及原因,对症下药,从媒体自身、司法机关、公众三方面积极调和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使媒体与司法机关在价值契合点上,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与公信力。(全文共8885字)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许霆案。2006年4月,在广州打工的许霆在ATM机上取钱,本来只想取100元,机器却出来的是1000元,然而余额只扣除1元。后,许霆连续作案,共取得17.5万元。案发一年后,许霆在陕西落网。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此案经中央和地方各级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畅谈自己的看法。2008年2月,广州中院开庭重新审理案件,最终认定许霆盗窃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罚金两万元,并退赔从ATM机上取出的173826元。

案例二:吴英案。吴英,系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2009年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吴英不服,提起了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2012年4月20日,最高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高院作出最终判决,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案一出,引发了法律界、企业界、网友等的大讨论,各界人士纷纷为吴英喊冤。显然,新闻媒体的煽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不无影响。

      近年来,随着媒体自身活力的增强、审判公开原则的逐步落实以及司法腐败的蔓延加重,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也日益加剧。目前对于媒体是否应当对司法进行监督,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司法需要媒体监督,例如: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说:“司法应当接受新闻传媒的监督,在这一点上社会上是基本认同的。”另一种观点是对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持否定态度,认为媒体会使司法活动受到专业上和制度上的损害。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司法公正,但是媒体监督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媒体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会对司法独立造成负面影响,破坏司法公正。

笔者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一定程度内,媒体监督不会妨碍司法独立,反而会促进司法公正,但超过了限度,媒体监督则会对司法活动产生负面影响。([i])

  • 媒体监督介入司法活动的必要性

    (一)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的涵义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新闻媒体监督主要是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它被视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是当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公正审判,而不受任何干扰。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同时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ii])

司法独立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司法权的专属性,即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利。其次,行使权力的独立性,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后,行使职权的合法性,即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正确适用法律法规,不得滥用职权,徇私枉法

(二)媒体监督介入司法的必要性

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民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司法活动的法理根源,也是媒体介入司法活动的理论基础。媒体自由是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而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又是媒体自由的重要方面。媒体介入司法活动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制度设计上,媒体监督是遏制司法权力腐败的有利武器。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但是仅仅依靠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构相互制约、监督还不足以保障权力的公正行使。因此,媒体的介入进行权力的监督十分必要,并将媒体监督比之为第四种权利。([iii])媒体监督能够弥补权力制约机制的缺陷,促进权力的公正行使,遏制权力腐败。

第二,媒体介入符合司法公开的原则,司法公开又是司法活动的核心。在反对黑暗的司法制度的斗争中,贝卡利亚提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公允和详实的报道,将司法活动的进展情况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是现代司法制度中审判公开的要求之一,有利于保障司法公平正义。

第三,媒体介入报道司法活动是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当事人权利的需要。公众对司法活动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果缺乏了解极易引起公众对司法的误解。媒体介入司法进行相关报道,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尽可能避免司法的“暗箱操作”,促进司法权的公正行使。此外,有时媒体还是案件当事人的声援者,是嫌疑人、被告人在困境中表达权和抵抗权的自然延伸。

  • 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影响
  • 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辩证关系

     美国大法官雨果·J·布莱克说过:“表达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也存在本能的排斥。

  1. 统一性

    首先,司法与媒体的追求目标一致,无论是司法还是媒体都追求客观真实的情况,追求司法公正,预防司法腐败,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其次,司法与媒体的根本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大众利益,媒体是通过满足公民知情权实现,司法独立是通过公正审判以维护社会公正来实现的。将司法全置于媒体与公众的监督下,社会公众能清楚的了解司法的运行程序,有助于规范司法权的运行,尽可能避免司法程序出现违法的情形,确保司法司法正义以公众开得见的方式实现。

  1. 对立性

媒体具有的自由性、利益性特点对司法独立造成侵犯性,两者之间因视角、评价标准等不同存在着冲突对立,容易造成“媒体审判”([iv])的现象。首先,媒体的评价是伦理道德标准,法官判断则是依据法律所认可的、本案的事实。其次,媒体寻求新闻卖点,通过发挥传媒及时的功能,往往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对案件进行审查。再次,司法活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法官都必须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而一般的媒体工作人员一般都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容易对司法活动产生误会。

  • 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冲突的原因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因为二者在运作规律、评判视角等存在不同造成的:

第一,运作规律不同。司法与媒体之间不同的运作规律及价值观,是二者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司法活动的运行程序是相对封闭、严谨的,案件的审判必须依靠证据予以证实。但是,媒体却是开发性、透明性的,媒体了解到的事实是缺乏技术性的证实的,并不是司法所言的那种依法律规定,能够以确凿证据来证实的事实。([v])媒体搜集的事实可能只是偏听一方当事人的叙述,但是司法机关获取的信息是经过双方辨认、质证的,因此媒体在深入性、全面性、中立性方面远不如司法机关。

第二,视角评判不同。司法活动评判视角是从案件整体上审查,只能依据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然而媒体的基点和视角更多地是从社会公众的道德情感出发,以社会正义和道德捍卫者的姿态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及司法过程。当媒体的感性审判与司法机关的理性审判不一致时,媒体就把双方的矛盾点具体展现给公众,造成司法机关不可信的错觉,损害司法公信力。

第三,专业知识缺乏。司法活动的专业性极强,需要新闻媒体报道专业化。然而媒体因自身的行业性质,对新闻记者猎取新闻卖点的要求高,但通常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在报道过程中难免语焉不详、词不达意,用自身世俗的伦理代替法律评判事件,给司法活动造成负面的舆论扭曲,让司法的结果在社会公众的心中变得面目全非。([vi])

第四,监督机制不完善。我国的新闻媒体的法制建设相对其他较为落后,司法机关的独立与媒体的监督之间没有具体、详细的制度性法律指导。制度的缺位,缺乏对媒体错误行为的惩戒,有可能导致媒体报道案件事实触碰了法律底线,侵犯了司法机关、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使得司法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错乱复杂,双方没能做到合理有序的在各自轨道上互为照应的运行。

  • 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冲突影响

媒体介入司法活动存在应然性与必要性,与司法公开原则相契合,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但是,媒体的自由性、典型性、及时性的原则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如果超出了合理的控制范围,其就会与司法独立产生冲突,造成负面影响:

第一,可能对司法程序的正当性造成冲击。媒体监督权与司法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能,二者的案件信息收集途径、范围均不同。针对媒体舆论而言,它偏重于追求事实真相。当媒体对某个案件大肆制造舆论,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 。在高强渗透力的媒体舆论面前,法官很难避免对社会舆论信息的接触,媒体的报道极易影响法官通过封闭的法律程序进行的理性判断。

第二,可能对法律适用的公正性造成冲击。从法律层面来讲,法官审理案件不受任何干涉,当然包括不受媒体的影响或干涉。但在我国,有的网站和网民片面理解言论自由,不了解甚至不尊重司法活动的基本程序,对法院未终审的案件随意发表评论,引导社会舆论,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了影响和压力,干扰司法者的判断,甚至影响审判结果。

第三,可能对司法裁判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司法程序作为解决争议的最后一道程序,其生效的判决、裁定都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定,它们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任意变动。不可否认,近些年因网络舆论的监督和干预促使一些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得到纠正,但对于一起诉讼案件来说,网络传媒机构更多的应该是观察者、传播者,最后才是监督者。 

  • 调和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促进二者良性发展

虽然司法机关与媒体监督存在冲突关系,但是正如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所言,“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同样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由此,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不是“二选一”的选择,而应在价值契合点上,借鉴国外的经验,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以期达成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国外处理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实践

1.英美法系的实践

英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拥有发达的新闻业,媒体发展迅速。笔者就以英国为例,讲述英国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的处理新闻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丰富经验。

    在英国,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媒体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第一,对特殊诉讼程序进行限制报道。首先,对未成年人案件、离婚案件、强奸案件的限制都作了详细规定;同时,对法官就某些法律问题进行争论的内容在结案不得随意报道;其次,在地方治安法庭将嫌疑人移送监狱或者上级法院的过程中,非经申请并获批准,媒体不得对涉案的证据进行报道。

    第二,严格限制报道进程。为避免受到藐视法庭和涉嫌诽谤的指控,英国报纸报道刑事案件发生经过时都是严格按照检察官起诉书的内容撰写新闻稿。当某地有刑事案件发生,有一人或数人被警察机关约谈时,媒体不能报道他们的姓名,更不能说他们涉嫌犯罪,只能说他们在协助警察机关查询有关事宜。

    第三,严禁藐视法庭。在英国,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任何媒体发表可能影响审判,或者企图影响审判,或者有损法庭尊严的报道或评论,都将被视为藐视法庭。英国专门制定了《新闻纸发表审判及照片规则》,对记者在法庭采访和拍照作出规范,违者即被视为藐视法庭罪。在法庭审判中,法官基于维持法庭秩序、保持法庭尊严的目的,可以做出禁止记者在法庭内或者法庭外摄影摄像的决定。

    2.大陆法系的实践                 

    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国家,法国对媒体报道司法的限制是用明确的立法予以规范的。其主要限制是:第一,媒体始终不得介入一些特殊犯罪的司法追诉。法国刑法第 76 条规定,禁止媒体公布有关为了揭露或拘捕那些犯有叛国、间谍或危害国防之罪行的主犯而采取的措施,或有关其预审的追诉进程,或有关在审判庭前所进行的辩论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媒体对上述严重犯罪嫌疑人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的全部过程都不得报道。

第二,禁止报道侦查和预审活动。法国刑诉法第11 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侦查和预审程序一律秘密进行,并不得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第三,对法庭审判的报道还有特别的禁止。刑诉法第308 条规定:“自开庭起禁止使用任何录音和放音设备、电视或电影摄影机以及照像机,但是审判长可以使法庭审理在其监督下使用录音机,录音机及其支架应当置于书记官能够看得见的地方。”审判长有权阻止任何旨在损害法庭尊严或者无助于对案件作出更准确判断的行为。

    在我国台湾地区,媒体对司法的报道也受到明确限制。台湾出版法第33 条规定:“出版品对于尚在侦查或审判中之诉讼案件,或承办该事件之司法人员,或与该事件有关之诉讼关系人,不得评论,并不得登载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台湾学者王保民分析:“本条的立法旨意,一是防止舆论影响诉讼事件的侦查和审判,二是防范和禁止泄露公开诉讼事件的内容。”台湾媒体不得评论的事项有四类:(1)不得评论对尚在侦查中的事件,以免影响侦查的顺利进行。(2)不得评论对尚在审判中的诉讼事件的原告和被告,以防止影响诉讼的公平。(3)不得评论为承办侦查或者审判事件的司法人员。(4)不得评论对侦查和审判中的诉讼关系人,因为他们的法律责任尚未确定。

(二)调和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原则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司法权,与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这二者并行不悖。在提升司法公信力角度下,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调和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关系,应遵循以下法律原则:

第一,客观真实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媒体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报道。如果媒体报道虚假、夸大的事实,会给公众造成误解,引发司法信任危机。第二,与程序共进原则。新闻媒体在报道法制新闻时,与司法程序的推进应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新闻媒体的客观性,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第三,维护司法权威的原则。媒体应充分尊重法律的规定,避免干扰司法工作,确保司法权的独立行使,维护司法公信力。媒体自身的行为如果都不合法,也就丧失了对司法监督的资格和意义。第四,无罪推定原则。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应该慎重、严谨,必须客观报道办理的进程及一些背景资料,对正在办理中的案件不作评述性、倾向性报道,不充当诉讼当事人的代言人。

    (三)调和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冲突的举措

司法的品质在于司法公正,而司法独立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内在保障。媒体监督作为司法的外部监督,毋庸置疑的可以提高人民法院的执法水平。在实践中,新闻媒体与司法活动难免出现冲突,二者应当在公平正义的价值契合点上,同时借鉴外国和地区的经验,从媒体、司法机关、公众三个层面构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

  1. 从媒体角度

第一,提高媒体的素养及自律性,实现司法报道专业化。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媒体报道的质量,对于报道法律新闻的工作者的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求其具备过硬的新闻素养,也要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媒体要对案件要进行全面真实的报道,坚守媒体职业道德,不应因追求媒体的经济利益产生媒体腐败,或者进行“倾向性”报道。媒体可以请法律专家对舆论把好法律关,熟悉司法运作程序,实现司法报道专门化、专业化。

第二,明确媒体监督范围,限制报道诉讼进程。

    明确媒体报道范围及进程是调和司法机关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有效方法。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设定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的条件,帮助媒体把握监督司法机关的范围。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英国的严格限制报道诉讼进程,媒体严格按照检察官起诉书的内容撰写新闻稿,不报道猜测性、倾向性的言论。当一起案件还只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时,媒体可以透露他们的姓名,但是具体犯罪的过程和情节仍须按照公安的报告或者检察院的起诉书来报道。

第三,规范媒体监督的方式,建立不规范惩戒机制。

目前,媒体监督司法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是案前、案中、案后监督报道。对于第一种案前监督,极易干扰司法机关的独立,是遭到社会排斥的。第二种方式同样也能对司法机关的独立公正判案产生负面影响,损害司法权威。笔者赞同第三种方式,认为案后监督更能减少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当案件已经作出判决,办案法官已退出案件的审理,此时媒体的监督不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真的存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司法机关有自身救济途径,例如二审、再审等。因此,媒体应将监督的重点转移到案后监督,对案件充分了解后再进行评论性报道。

为了防止媒体滥用监督权,必须对媒体的监督进行规范、统一。对于不当的媒体监督,建立惩戒机制,作出相应的处罚。媒体有权报道司法活动,权利义务相统一,媒体如果报道存在错误,应该对自身的失误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拥有无限制的监督权。

  1. 从司法机关角度

   第一,提升法官素质,提高办案质量。

   司法机关要做到坚持司法公正原则,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法官自身的办案能力、水平和质量,使依法公开的各项内容经得起媒体和公众的检验和监督。([vii])同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还要提升心理素质,增强抗压能力,能够合理看待媒体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关系,坦然面对媒体监督,就算面对舆论的压力,也不要屈从媒体与网络,坚决防止“媒体审判”的发生,保持司法独立,将司法机关的每一项工作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

第二,司法为媒体营造良好氛围,不排斥媒体监督。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外,其他案件都应当公开进行。司法机关在面对媒体监督,保持宽容的心态,在不影响和干扰审判的情况下,为媒体监督提供相应的便利。直面媒体监督,发挥媒体的作用和优势,借助其正面影响来促进法院

审判工作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法官要找到媒体与司法的平衡点,不排斥媒体的监督权,同时也不在舆论的压力下屈从媒体和网络,真正做到案件的司法公正。([viii])

    第三,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建立与媒体交流平台。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权应当在阳光下运行。新兴媒体的发展,为司法机关与媒体之间的对话、交流建立了平台,例如现如今微博的兴起。司法机关可以公开重要的案件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同时利用微博发表庭审微直播,使社会公众直接了解法院工作,减少中间其他媒介传播的弊端。另外,司法机关2002年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要统一规范性、系统性,并制定具体的新闻发布程序,以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ix])赢得公众对法院工作的认可和满意。

第四,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媒体的监督的方式与范围。

如果司法机关认为媒体在某一方面的监督影响了司法独立审判,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时,可以做出拒绝媒体报道的决定。在英国,有专门的法律来完善和限制媒体监督。在我国,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如《新闻自由法》《情报公开法》等,为媒体监督司法拓展监督空间,切实保障媒体监督。([x])在制定法律时,应对媒体采用保护为主,限制为辅的总原则。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外国的“藐视法庭罪”,对媒体给司法带来严重损害的行为可以进行指控,让媒体在合理范围内监督司法审判活动。

    3.公众角度

   提高公众法律素养,增强辨别能力。司法机关与媒体监督存在的矛盾,往往表现在媒体煽动公众的情绪,借助社会的力量来影响司法活动。([xi])一个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条件是本国大多数社会成员以及国家公职人员具有较强的、适当的法律意识。但是,现如今我国广大民众还没有形成对司法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的正确认识,还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对案件进行正确的评价,由此民意与司法常常发生冲突。

    因此,我们应加强普法教育,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升公民的法律思维。只有民众拥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养成法律的思维习惯,公众拥有最起码的程序意识、正义观念以及理性精神,民意与法律的冲突才会减少,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也才能少一些顾虑和冲突。同时,民众还需要具备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维护意识。民众要认清新闻监督和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要树立正确的法治思想,要习惯于在法律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与纠纷。只有公民有了良好的法律素养,才不会受媒体左右,面对媒体热炒的案件时就 会有自己的法律观念,而不是盲目跟风。

    结语:

  美国学者司德门曾说:“法律与传媒自由两者间的冲突得到解决,绝不能认为某一方得到胜利,或某一方被击败,而应看作整个社会受益。”在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媒体监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无可替代,人民法院正面形象的树立一定程度也取决于媒体的报道宣传。司法公正和媒体监督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媒体监督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应该在不扰乱司法程序和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进行的。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两者间的合理机制,探寻加强双方平衡和契合的有效途径,真正找到两者间的契合点,在统一的价值观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司法机关权威,维护司法公信力。

参考文献:

   (1 高金伟:《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沂蒙司法前沿》2006年第3期。

   (2)何倩丽:《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载《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第41页。

   (3)罗坤瑾:《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7页。

   (4)章洁:《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载《新闻与法》2005年第6期,第58页。

   (5)贾宾:《现代法治理念下媒体监督和司法公开的冲突与契合》,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25页。

   (6)李轲:《论我国审判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与出路》,载《经济与法》2011年第9期,第136页。

   (7)冯娇雯:《冲突与调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载《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2年5期,第22页。

   (8) 牟绿叶:《司法公开论》,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6页。

   (9)王渊:《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法理分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35页。

      



([i]) 高金伟:《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沂蒙司法前沿》2006年第3期。

([ii]) 何倩丽:《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载《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第41页。

([iii]) 197411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特瓦特在演讲中,根据新闻媒体的在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

([iv]) 媒体审判,出自美国,是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

([v]) 罗坤瑾:《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7页。

([vi]) 章洁:《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载《新闻与法》2005年第6期,第58页。

([vii]) 贾宾:《现代法治理念下媒体监督和司法公开的冲突与契合》,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25页。

([viii]) 李轲:《论我国审判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冲突与出路》,载《经济与法》2011年第9期,第136页。

([ix]) 冯娇雯:《冲突与调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载《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25期,第22页。

([x]) 牟绿叶:《司法公开论》,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6页。

([xi]) 王渊:《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法理分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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