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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认罪刑事案件书面审理模式探析——以某基层法院受理案件为考察样本

来源:   发布时间: 2016年01月22日

   (杨宗锋)

引言: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设计严格规整的诉讼程序其终极目标是在保障当事人应有诉讼权利的前提下促进刑事诉讼的高效运转。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制定抑或修改要尊重刑事司法规律,力求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并兼顾现实的刑事司法需求。作为一名基层刑事审判法官,对于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理有着切身体会,根据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有的刑事案件公诉人均应出庭应诉,但对于像特别简单、轻微的危险驾驶等刑事案件,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所耗费的诉讼成本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司法资源较为紧张的形势下,确有必要探索构建有别于开庭审理的审理模式,因此笔者建议将庭审程序予以适当限缩,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不失为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高效机制。

  论文提要:现行的轻微刑事案件审理程序并未从诉讼立法层面上得到重新优化设计,其所谓的快速办理机制很难在公检法三机关间得到快速、高效的执行。本文站在实证考察的角度,充分论证了刑事诉讼案件审理必须追求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的最大化,并在考察了域外的认罪轻微刑事案件书面审理模式后,主张将该模式予以移植或加以改进,不仅符合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双重价值的最大化,并能兼顾司法效率的价值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的刑事庭审制度改革决不能放弃发现‘实体真实’的传统,也不应在追求程序公正名义下牺牲必要的诉讼效率,而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①](全文共9541字)

  以下正文:

  一、问题导出—书面审理的现实需求

  1、简易程序案件的再次繁简分流—书面审理模式之必然。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契合当时的司法实践经验及改革的需要,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使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繁简分流机制基本形成,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可以集中精力审理那些有事实争议、重大、复杂的案件,对构建符合刑事诉讼规律的精致化审判帮助无疑是巨大的。但随着简易程序整体适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对案件再进一步繁简分流已成为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针对非常轻微、简单的案件完全可以适用比开庭审理更为简易的书面审理方式,公诉人无须出庭。在该程序中公诉人、辩护人只需出具控诉意见和辩护意见,法官独任审理作出裁判亦不违反法官的诉讼中立原则[②]。陈瑞华教授亦曾提出,我国未来的简易程序中可以不再举行公开、直接和言辞式的法庭审判,而主要依靠书面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理。也有的法官提出借鉴德国的处罚令程序[③],法官不举行正式的公开开庭审判,只由一名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书面卷宗材料作出判决。因此,笔者认为,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有必要再一次进行繁简分流,对于有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故意犯罪案件及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探索由一名法官独任书面审理的模式。在此模式下,庭审程序须得限缩,让位于突出审判效率价值要求的书面审理方式,使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追求得到最大化的扩张。

  2、实证考察—司法实践的困惑

  众所周知,大部分的刑事案件是由一审基层法院审理的,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两类案件所占比例居高不下。有鉴于此,为便于直观考察,以笔者所在的东部某一沿海省份基层法院为例,对自2012年以来至2015年5月31日止上述两类案件收案数量及适用简易程序数量、所占比例等基本数据进行了列表分析、比较,见下表:

  表(一):

  罪名

  年度

   

  危险驾驶罪

   

  交通肇事罪

   

   

  收案总数

   

  全部案件数

   

  百分比

  2012

  98件

  89件

  187件

  600件

  31.2

  2013

  18件

  43件

  61件

  500件

  12.2

  2014

  107件

  140件

  247件

  649件

  38.2

  2015

  133件

  68件

  201件

  319件

  63.0

  注:此表为2012年至2015年5月31日止每年度所受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数、交通肇事罪案件数及该两类案件与全部受理案件数量的比例。

  表(二):

  项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统计总数

  两类案件数

  187件

  61件

  247件

  201件

  696件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数

  123件

  22件

  147件

  143件

  435件

  简易程序百分比

  65.7

  36.1

  59.5

  71.1

  62.5

  注:此表为2012年至2015年5月31日止每年度所受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交通肇事罪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所占的比例。

  表(三):

  项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统计总数

  案件数

  98

  18

  107

  133

  356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件数

  75

  9

  69

  95

  248

  百分比

  76.5

  50.0

  64.5

  71.4

  69.6

  注:此表为2012年至2015年5月31日止每年度所受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所占的比例。

  通过上面的统计可以看出:危险驾驶、交通肇事两类案件数量占基层法院所有受理刑事案件数量的33%,但以上两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比例与案件性质却极不相称。以危险驾驶为例,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对于像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等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在二十日内审结,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特别是危险驾驶罪案件却有近33%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为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是被告人不认罪还是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水平不够?答案是否定的。以笔者的切身实践及体会,上述两类案件绝大部分均为认罪案件,但比如危险驾驶罪案件的被告人只能在拘役刑罚幅度量刑,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醉驾案件显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逮捕的情形,这就出现了一个较为尴尬现实:公安机关抓获醉驾犯罪嫌疑人后,因担心其脱逃、妨碍诉讼往往先予以刑事拘留,但又不能提请批捕,此类案件申请批捕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七日,此时哪怕是采取最快速的处理方式也会感到时间紧迫。所以现实情况是侦查机关为了不至于造成工作紧张、被动的局面,往往给醉驾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了事。案件诉到法院后,法官还要给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义务等事项,排期开庭后通知控辩双方开庭,审理后判决定罪处罚,如果判处拘役实体刑罚还需协调送交执行等事项。在此期间,被告人往往害怕被羁押而并不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法院传唤不到被告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得相当一部分案件在法定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二十日内难以审理完毕。所以本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的危险驾驶案件不得不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处理程序上的事项,不仅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而且严重削弱了刑事审判的严肃性。

  2、实证考察视角下的反思—书面审理方式的现实要求。

  上述困惑或审理缺憾让办案人员自然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现行的简易程序审理模式实际上并不简易,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只不过是庭审程序的相对简化和审理期限的人为压缩而已,远未形成切实可行的快速办理机制。针对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占比重较大的实际状况,有必要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作进一步分流,对危险驾驶等轻微刑事案件引进一种与案件自身特点相适应的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审理模式。现行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际并未突破传统的侦查、起诉、开庭审理模式,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从法律层面赋予检察机关对审查起诉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从检察机关自身考虑,将轻微认罪刑事案件分流出来,一部分作不起诉处理,另一部分向法院出具书面审理意见书,这样不仅解决了公诉人每案必出庭的诉累,腾出时间办理其它较为复杂的公诉案件。对于法院来说,法官亦能节约大量的时间,用在审理疑难复杂案件上面。因此书面审理方式对法检两机关来说是双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简易程序不简单的机制性缺陷,克服以牺牲诉讼效率换取程序正义价值相对较小的开庭审理程序所带来的弊端,以期达到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的改革目的。

  二、回顾与现实—审理模式的演进与归宿

  根据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这实际上从立法层面上曾经确认了书面审理制度。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因此现行的刑诉法未将书面审理方式予以制度上的承认。对于检察机关是否应派员出席法庭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较大。主张派员出庭的理由是:检察机关在简易程序中不出庭无异于使审判法官同时承担两种诉讼职能-追诉和审判,这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原则,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④]。主张针对特定案件派员出庭的理由是:如果要求所有的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均要求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将增加大量的出庭案件,就现有的司法资源来说根本无法实现。主张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不出庭可能会减弱控辩双方的对抗激烈程度,但不会动摇基本的诉讼结构,对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更不会导致控辩失衡[⑤]。还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对简易程序进行变革是不现实的,还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宜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积累经验,吸收现有司法解释的合理内容,解决适用简易程序中出现的问题。虽然国外有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但一般仅适用于罚金刑、资格刑等轻微刑事案件。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的权利存在被侵害的可能,审判前程序的缺陷会使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以及相关权利的保障受到一定限制,庭审程序不宜省略[⑥]

  上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不同观点均未否定简易程序书面审理的优越性,即刑事诉讼案件适用书面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刑事程序分流作用,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持反对观点的人无非是担心控辩审三角结构形式的失衡,担心程序公正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问题。笔者认为,控辩审三角结构的制约关系无疑是现代刑事司法结构最为科学也是最为稳定的方式,但这种结构方式应当被看做是一种动态的诉讼结构,它必然要受到正义与效率、现实与政策等理念所体现法治价值要求的制约或调整。我国的刑事庭审制度改革决不能放弃发现‘实体真实’的传统,也不应在追求程序公正的名义下牺牲必要的诉讼效率,而应当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因此,完整的开庭审理方式固然必要,但书面审理亦有其独特的自身价值,不可一概否定之。

  三、价值冲突与利益衡量—书面审理的效率价值不容质疑。

  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制定或修改,其价值取向不是以某个个体利益为考量,而是从整个国家、社会及全体民众的整体利益角度予以考量。审理方式的改革除了坚持庭审应有的框架和功能以外,适当照顾司法成本与效率亦是正当要求。如果以经济分析法学的视角来考量书面审理方式的可行性,就必须承认法律是社会的一部分,答案应是肯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⑦]”。奥地利著名法学家、法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埃利希亦提出了“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的著名论点。埃利希反对传统的法律概念,他认为法律是一种秩序化,是社会秩序本身。

  既然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那么法律应当以社会的主要价值目标为其主要追求。效率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当今时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以效率为其基本价值追求的程度。我国法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法律效率价值的探讨,究其原因,一是效率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价值,二是我国的法律价值论产生的背景是在一个缺乏效益的时代产生的。法律效率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公正的目标。公正的获取是在具备有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的,如果没有效率这块“蛋糕”,也就无法对“蛋糕”进行分割,公正也就无法实现。公正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意识形态性,效率具有恒定性、长久性、绝对性。因此,法律应当引导和促使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⑧]因此,轻微刑事案件书面审并未突破当前的法学理论,与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伦理价值亦不相违,因为法律本身就源于这个社会,属于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同理,刑事审判也应遵从这一社会规律,即审判程序的有序、规整、完善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在一定条件下,轻微刑事案件实行书面审理符合法的经济学原则,也与当前社会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相契合。

  四、庭审程序价值的考察与论证—域外书面审模式理论观察。

  1、程序至上主义视角下严格庭审程序的批判与挑战

  主张庭审程序不可缺少的观点无疑把程序正义价值推举到相当重要的程度,这和绝对的程序正义观点相似。绝对的程序正义起源于英国,并且在普通法系国家受到重视,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却并非如此。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英美法之所以强调程序胜于实体缘于英美法的法律机制,首先是因为负责事实审的陪审员不谙法律,只具备初级文化水平即可,因此他们的裁判“结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妥当性”。其次在法律适用上遵循先例拘束原则,其前提在于当事人尽量找出有利于己方的先例,并通过辩论说服法官予以适用。这是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案件,所以辩论的技术和程序就具有了特殊重要意义。再次,法官在遵从判决先例的背景条件下,当事人也无法掌握能够适用于自己案件的法原理,法官所能够考虑的所谓“一切事实情节,作出任何可能认为是正确的决定”中的结果‘正确’的仍然是程序。按照美国学者罗尔斯倾向的纯粹的程序正义观点,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加以衡量,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得到接受则是其共同的精神实质。因此程序绝对(纯粹)主义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有其自身的社会发展背景和基础的。

  但从近年来英美国家现实的刑事司法情况来看,诉辩交易刑事案件却出奇的占据了刑事案件的绝大部分。在美国各州法院系统,真正进入庭审程序的案件不会超过5%。美国法官杰德·拉科夫曾推测,在诉辩交易模式下会出现无辜认罪者,并推算出这样的囚犯会有2万之多(按参与诉辩交易罪犯数量200万的1%计算)。该法官虽对诉辩交易后免除庭审程序提出了质疑[⑨],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刑事案件的诉辩交易避免了大量的案件进入严格的司法程序,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得到大量节约,美国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犯罪率维持在可控水准。在实用主义者要求提高诉讼效率,尽快结束诉讼程序以节省社会成本,减少司法投入,实现经济诉讼的背景下,在被追诉人自主选择、律师深度参与、量刑优惠明确等制度保障下,处罚令、书面审理等各具特色的简易程序为各国所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更趋合理。

  2、相对程序主义视角下书面审理的理论可行性

  在实行成文法典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集事实审与法律审与一身,法官审理案件的活动既是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同时又是法律适用的过程,而一旦案件事实得到查明,理论上法律适用就是一个以三段论为核心的形式逻辑的思考过程,即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事实为小前提,然后确定规范性法律后果适用于这一事实为结论[⑩]虽然法官的裁判活动不单纯是三段论式的简单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寻找、界定并最终确定前提的思维过程与形式逻辑的思维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还需要一种在实践中运用“判断力”的方法,在规范和事实间不断进行相互对照与选择。但成文法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一般民众如果触犯了刑律,他也能很快在现成的法条中查出自己大体上犯了什么罪,受到何种处罚。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事实审由陪审团包揽完成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控诉方)负有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绝对的举证责任,辩护方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只需对控方的证据提出质疑或辩解,如果控方不能排除辩护方的质疑或辩解,则意味着控方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无需辩护方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举证是其权利,而不是义务。在此过程中法官仅是中立于控辩双方的居中裁判者,法庭审判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罪名及罪责展开质证、辩论。在上述控辩审三方结构中,如果控辩双方没有争执点,即辩护方对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应受到何种处罚都不持异议并自愿认罪的情况下,庭审所体现的程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在此时,庭审也仅仅被看作为程序正义价值而做的表演而已。因此作为第三方居中裁判的法官此时的作用也会变得简单起来,他只需听取辩护方有无非法证据排除、回避申请等事项及告知其认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无需再让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表演一番,法官的径行判决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五、借鉴与比较—域外与域内书面审实证考察

  1、域外国家书面审考察

  正是书面审理方式所具有的明显的优势,现实中不少国家和地区在立法层面上已经认可了此种审理模式。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499条规定,“……不经通常审判程序,径以简易判决处刑。”由此看出我国台湾地区简易判决处刑程序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在该审理模式下,无需遵循直接言词原则等审理原则以及各项证据规则,审判法官只对起诉检察官的书面申请及卷宗证据进行书面审查,只在法官认为有必要时才讯问被告人[?]。台湾地区所谓的简式审判程序不是书面审理,类似于我们大陆地区的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可见简易程序书面审理需以对案件实现繁简分流,分流的主体是检察官,书面审理以检察官的书面申请为依据,这其实是一种有限制条件的书面审理。

  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指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的程序,即对于《美国法典》规定的轻罪、微罪案件以及此类案件的申诉案件,经被告人的书面同意,由司法官或地区法院法官进行简单审理并立即裁判的简易程序[?]。有学者认为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处罚令程序、保安处分程序、简易程序、没收、扣押财产程序、对法人、社会团体处以罚款等五种程序均属于简易程序[?]。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而以书面处罚令的形式确定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这里所说的不经审判是指不以判决书的形式做出,而非不经过法官的审理。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规定了简易审判程序和辩诉交易程序两种刑事特别程序,其中的简易程序明确规定法官不举行公开、言词的庭审程序,而仅通过审查起诉检察官的卷宗材料后即对被告人做出判决[?]。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所谓略式审理程序是由地方法院(家庭法院)或简易法院根据检察官的请求,对轻微犯罪案件进行不开庭书面审理,以略式程序审理的案件只能是处以5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罚款的案件[?]。简易公审程序则适用于轻微犯罪以外的犯罪,在被告人认罪无争议时,法院听取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后即做出判决。

  2、域内现行立法对书面审理方式的态度

  由上看出,不论奉行程序绝对主义的英美国家还是实行成文法的德日等国,均不同程度的接受了书面审理这一模式。从现实的司法实践看,两大法系的刑事审判方式其实是互有借鉴的。如前述,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意大利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辩交易制度,以此作为案件分流的条件或前提,然后进入书面审程序。在我国,根据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实际上从立法上曾经对书面审理制度予以确认。鉴于现行的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审理模式已经从立法上部分认可了诉辩交易制度。比如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且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案件”。同时〈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亦将“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作为法定的从轻处罚量刑情节。换言之,在被告人承认有罪的前提下,控方可以依法建议法院简化审理程序,对被告人处以较轻的刑罚,用以获取司法资源的节约。下一步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再进一步,将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进一步分流出适用书面审理的案件来,最大程度的解决当前司法资源不足,效率不够高的困境。案件是否适用书面审模式也可以考虑让检察机关征求辩护方的意见,如果同意适用书面审,则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审建议书。法院对适用书面审的案件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六、展望与构想—书面审理程序架构的预想与设计

  由前述,书面审理程序有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理论上有其独特的自身价值,并且域外国家和地区亦有成功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域内亦有立法与司法实践。但因其具有的先天性缺陷亦是客观事实。毕竟书面审理模式与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程序原则精神相异向。正是书面审理所具有的“形式上的不公开”所带来缺陷,那么我们在设计这种规则时要尽量消除或弱化庭审程序“缩水”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只要遵从司法公开的主旋律,不去触碰法庭审判的基本架构,将书面审理严格限定案件适用范围,把它作为刑事开庭审判方式的例外补充,就一定能够发挥其高效所带来的独特优势。有鉴于此,未来的书面审理机制应当在立法层面上重新予以设计,在刑事诉讼法中专节规定轻微认罪刑事案件书面审理程序,将书面审理案件的范围予以限定,明确公检法三机关的各自职责与权限以及辩护方的救济途径与方式,其设计事项应当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内容:

  1、鉴于我国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法律监督职能,书面审理应当以检察机关提出书面建议为前提,这样设计不仅考虑到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控诉、监督双重职能,而且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控辩审格局。

  2、严格限定书面审理案件的范围,建议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再来一次“繁简”分流,仅对有可能判处非监禁刑、拘役、单处财产刑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才能够适用。在由哪个机关负责案件分流方面,应当赋予审查起诉机关具有书面审理建议职权、审判机关的审查权以及辩护方的选择权。

  3、在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过程中的衔接方面,对符合书面审理的轻微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可以向审查起诉机关提出建议的同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书面审理程序所产生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审查起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亦应当告知辩护方相关权利义务,通过审查,符合书面审条件的案件应当在起诉时向法院提出书面审理建议;审判阶段法官认为不符合书面审理条件的应当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符合书面审理条件的,法院即可以不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出庭而径行做出判决。

  4、在辩护方的救济途径方面,由于辩护方具有适用书面审理程序的选择权,如果审判机关未履行告知辩护方享有书面审理程序的选择权及书面审理所可能产生的对其不利影响等事项即适用书面审理程序径行作出判决的,则当属程序违法,审判机关可依法定程序纠正,被告人可以提起上诉,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

  结语:任何一种审理程序的改革举措,都不可能只会带来正面的影响,考虑负面影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弱化、减轻其带来的负作用。书面审理模式面对最大的挑战在于:裁决应当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结束之后;裁决应当建立在法官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问题形成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法官的裁判要以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的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根据。案件审理所要实现的程序公正,就是保证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过程与结论,是完全通过自己看见的过程来达到和完成的,而不包含非公开的程序及其产生的结论[?]。上述的理论层面上的挑战本文已经从理论上、现实需求以及现行的司法实践等方面分别作了阐释,理论上、域内外实践上已经不存在障碍。由于审判公开又被称为“形式上的公开”,而裁判的透明性则被视为“实质上的公开”[?]。在当前裁判文书公开、特别是要求裁判理由公开工作的推进下,完全可以用实质性的公开弥补形式上的“不公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实质上,书面审理方式并未从根本上违背审判公开原则,它的每一个审理程序与普通的审理方式并无二致,只不过是审理程序的再简化而已。

  

    

  [①]孙长永:《刑事庭审改革出现的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②] 《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第312页,法律出版社,2012.6

  [③]该程序是指对于轻罪案件,依检察官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而以书面处罚令来决定对犯罪行为予以法律处分的简易程序。它适用的范围是应判处被告人罚金,保留处罚的警告,禁止驾驶、追缴、没收等,对法人或联合会宣告有罪判决及罚款,剥夺两年驾驶权利案件,应免予刑事处罚案件,有辩护人的可以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的轻罪案件。

  [④]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⑤]姜小川:《刑事简易程序论》,刊载于《河北法学》1996年第6期。

  [⑥]张军:《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第295、302页,法律出版社,2012.6。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1-192页。

  [⑧]侯国耀:《经济分析法学与民法方法的革新》一文,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初级法院法官杰德·拉科夫:刊载于2014年11月20日《纽约书评》。

  [⑩]德国齐佩利乌斯著,金振豹译:《法学方法论》第125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中国政法大学:《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案件简易程序之比较研究》。

  [?]王国枢、项振华:《中外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及比较》,《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王国枢、项振华:《中外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及比较》,《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陈瑞华:《意大利1998年刑事诉讼法典评析》,《政法论坛》1993年第4期。

  [?]陈卫东、李洪江:《正当程序的简易化与简易程序的正当化》,《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赵岩:摘自《审判公开浅论》一文,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陈瑞华:《看得见的公平与正义》第二版,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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